笔者趁假期的空隙，和有关方面人士去了一趟青海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深入到了保护区的腹地，一个据说是青海海拔最高的牧区——措池村。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保护国际”和三江源保护区在该地实行的一个“协议保护”的项目。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三条大河的发源地，被喻为“中华水塔”，其在中国环保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保护区面积广袤，生态环境脆弱，单一个措池村，200多人，但要保护的草场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

笔者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中国环保的出路，或许系于小小的措池村目前正在进行的此项还不为外界广知的环保试验。中国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实现路径。这其实也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之路，但是由于我们丧失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具备的相应条件，例如，向其他国家转移环境压力，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的。另一条路是直接采用发达国家目前做法，全面实行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生态转型，然而，由于我们有繁重的发展和脱贫任务，这条路也注定走不了。剩下的还有一条路，即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和生态现代化。综合我们目前的各种条件，这条路最有可能。

但是，要走上述绿色工业化和生态现代化之路，必须转变我们目前的环保方式。中国当前的环保，主要是以政府保护为主。无疑，政府的环保意志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如果在发展政策、布局和规划上考虑到环境因素，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那么，将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和减贫的政府来说，要它放慢发展的步伐去专注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几乎不可能，这是由政府的理性局限所决定的。

所以，作为弥补政府环保不足的一个选择，公众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环保之所以需要公众参与，原因在于，环境问题和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任何环境问题的产生，其最终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公众。因而，公众具有天然的改善环境的愿望和动力。

事实上，从世界环保事业来看，其最初的推动力量也来自公众。而中国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固然跟人口过多、资源匮乏、环境容量太小、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太落后等多种因素有关，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公众参与程度太低亦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公众环保，虽然现在也很受重视，有关法规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可整体而言，在公众如何参与、以什么程序参与等方面，还缺少明确细致的规定。例如，国务院刚公布不久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被认为是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制度，但该条例要真正起到作用，必须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多起影响较大的环境事件，都是由公众和环保组织发起反对的。

措池村的“协议保护”试验，克服了公众参与不足的缺陷。它的精髓，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从保护地的归属权、管理权中分离出一个保护权，然后将保护权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即措池村牧民。这有点类似于现代企业经营中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把经营权交给有经营能力的一方。

在青藏高原那样的辽阔草原上，交通很是不便，笔者在去措池村的路上，越野车足足跑了8个小时。因此，政府主导的环保代价太大，而乡村社区居民有着信息优势，如果解决了他们保护环境的利益问题，是有着环保动力的。在措池村，这个利益刺激是由“保护国际”出资24万元解决的。“保护国际”还负责对牧民进行环保的技术培训。不仅如此，在保护草场的过程中，由于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广泛参与，还改造了当地乡村社区的组织基础，牧民对这种保护方式相当满意。

从措池村的试验来看，它很好地调动了当地牧民保护草场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公众参与环保的一种模式。此一做法如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开来，它或许能把政府从负重爬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